法释〔2025〕13号新规下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辩护路径

2025年8月26日，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法释〔2025〕13号）正式施行，标志着我国洗钱类犯罪治理进入精细化司法新阶段。作为司法实践中案件数量最大的洗钱类犯罪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（以下简称“掩隐罪”）在2020-2024年间已达检察机关起诉23.02万件、法院审结一审22.09万件的规模[2-0][4-0]。新规针对犯罪手段隐蔽化、上游犯罪结构转变（电信网络诈骗为主）、与帮信罪界分争议等问题，构建了“严密法网+精准出罪”的二元体系，为律师辩护提供了全新思路与操作空间。

 

一、犯罪构成要件的精细化辩护：以“明知”审查为核心的主观要件突破

掩隐罪的成立以“明知是犯罪所得”为前提，新规第二条明确“明知”

需结合行为接触信息、交易异常性、职业经历、关系背景等综合判断，严格限制推定适用。实践中，涉银行卡“跑分”、虚拟货币交易等案件常因“推定明知”导致打击面扩大，律师可从以下三方面切入： 

 

（一）主观明知的证据链解构：穿透资金表象的合理性抗辩 

结合新规我们认识到：涉银行卡案件需以证据裁判原则认定“明知”，重点审查“行为人职业经历与异常交易的匹配度”“资金流转模式是否符合正常商业逻辑”。例如，在最高检发布的满某某案中，法院明确区分掩隐罪与帮信罪的关键在于：掩隐罪需证明行为人对“具体上游犯罪所得”的明知，而帮信罪仅需认识到“被帮助行为可能涉及犯罪”。律师可通过以下路径辩护： 

 

1. 交易场景的日常性论证：若行为人系普通工薪阶层，涉案银行卡流水与职业收入显著不符（如日均流水超月工资10倍），可主张“缺乏异常交易认知能力”； 

 

2. 资金操作的被动性证明：如行为人仅提供账户但未实际控制资金流转，且无证据证明其参与“转账指令传达”“分赃获利”，可援引“行为手段非积极主动”的入罪辩护空间； 

 

3. 行业惯例的合规性参照：对黄金交易商、虚拟货币平台等特殊主体，可依据《反洗钱法》义务清单，主张“已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”，如詹某某案中，金店店主因“配合大额黄金交易时未核实资金来源”被认定为“明知”，反之则可成为出罪理由。 

 

（二）犯罪方法的实质性审查：“掩饰、隐瞒”目的的关联性阻断 

新规第一条将“其他方法”扩张至“任何足以掩饰、隐瞒的行为手段”，包括跨境转移资产、持有、加工等。但需注意，行为手段需与“掩饰、隐瞒目的”存在直接关联。例如，安某某等利用OKEX平台转移资金50余万元案中，法院认定虚拟货币交易构成掩隐罪的核心在于“资金流转路径刻意规避监管”，而非单纯的技术中性行为。律师可从两方面抗辩： 

 

• 行为的中立性论证：如废品回收企业收购铺路钢板时，若能证明“以市场公允价交易”“索取过产权证明”，即使标的物为赃物，可主张“缺乏掩饰故意”（参考陈某某案中“长期低价收购”的入罪关键）； 

 

• 技术手段的不可责性：对提供区块链技术服务、跨境支付通道的主体，若能证明“服务对象为一般市场主体”“未参与资金具体操作”，可援引“技术中立原则”排除犯罪性。 

 

二、量刑标准的动态化辩护：“情节严重”认定的双轨制突破与从宽路径适用 

新规对“情节严重”采用上游犯罪类型差异化标准，普通犯罪以“50万元+特定情节”为起点，非法采矿等“高数额标准犯罪”则需“500万元+特定情节”，同时要求“与上游犯罪保持量刑均衡”。这一调整为律师提供了“数额抗辩+情节抗辩”的双重辩护空间。 

 

（一）“情节严重”的数额标准辩护：上游犯罪类型的精准匹配 

根据新规第五条，“情节严重”的认定需同时满足数额门槛与附加情节（如多次实施、拒不追缴、特定款物）。律师可通过以下策略降低量刑档次： 

 

1. 上游犯罪类型的实质性审查：若上游犯罪为非法采矿罪，需主张适用“500万元+损失≥250万元”标准，而非普通犯罪的50万元。例如，朱某运输非法开采海砂案中，法院依据“上游非法采矿罪定罪标准较高”，将下游掩隐罪“情节严重”门槛提升至500万元，最终对运输149万元海砂的被告人减轻处罚； 

 

2. 数额计算的时间节点抗辩：新规第六条明确“以行为时价值为准，高价收购的按实际交易价计算”。若涉案财物（如黄金、虚拟货币）在案发时价格大幅下跌，可申请司法鉴定按“行为时市场价”重新核算，降低实际认定数额。 

 

（二）从宽处罚的梯度化适用：从“不起诉”到“免罚”的全流程辩护 

新规第四条新增“配合追查上游犯罪起较大作用”作为从宽情形，结合“认罪认罚+近亲属初犯+积极追赃”等条件，可争取不起诉或免罚。律师需把握以下实务要点： 

 

• 追赃挽损的主动性证明：如詹某某案中，被告人虽交易600余万元，但因追回500余万元赃款，量刑较同数额案件降低20%； 

 

• 近亲属关系的双重考量：若行为人为近亲属掩饰犯罪所得且系初犯，可主张“期待可能性降低”，参考新规“近亲属初犯偶犯可不起诉”条款； 

 

• 程序辩护的协同发力：对“多次实施未经处罚”的累计数额，可审查每次行为是否已过追诉时效，或主张“行政处罚优先适用”，切断数额累计链条。 

 

三、程序辩护的系统性策略：以“上游犯罪关联性”为核心的证据攻防  

新规第十条明确“上游犯罪事实存在为前提”，但允许“上游行为人未到案或未追责”。这一规定既扩大了打击范围，也为律师提供了“上游犯罪事实存疑”的辩护空间。 

 

（一）上游犯罪事实的关联性阻断 

若上游犯罪（如电信网络诈骗）尚未查证属实，或仅能证明“资金可能涉诈”但无法锁定具体被害人，律师可主张“上游犯罪事实未查清”，阻却掩隐罪成立。例如，在跨境转移资产案件中，若境外司法机关未提供上游犯罪的刑事判决书或司法协助文件，可援引“证据链断裂”进行抗辩。 

 

（二）罪数关系的竞合处理：择一重罪的辩护选择 

新规明确“同时构成他罪的择一重罪处罚”，如行为人既实施掩隐行为又构成洗钱罪，需比较两罪量刑幅度。律师可通过以下路径优化量刑： 

 

• 罪名选择的有利化：若涉案金额300万元（普通上游犯罪），掩隐罪“情节严重”的量刑为3-7年，而洗钱罪基本刑为5年以下，可主张“择洗钱罪定罪”以降低刑期； 

 

• 共犯认定的排斥性论证：若行为人仅“事后提供账户”，无证据证明“事前通谋”，可排除上游犯罪共犯认定，避免适用更重罪名。 

 

新规背景下的辩护思维转型与律师服务价值

法释〔2025〕13号的施行，标志着掩隐罪治理从“数额导向”转向“综合情节导向”，对律师的证据分析能力“行业知识储备”“跨部门协作经验”提出更高要求。实践中，律师需精准把握“明知”认定的证据裁判原则、“情节严重”的差异化标准、“从宽路径”的适用条件，通过资金流穿透分析“交易场景还原”“行业合规论证”三维策略，为当事人争取最优结果。 

 

律师服务清单： 

 

1. 案件诊断：提供“上游犯罪类型匹配+数额标准评估+从宽情节筛查”的一站式分析； 

 

2. 证据抗辩：针对“明知”认定、数额计算、资金流向等核心争议点，制定精细化质证方案； 

 

3. 量刑优化：结合新规“配合追查上游犯罪”“近亲属初犯”等从宽条款，争取不起诉、免罚或缓刑； 

 

4. 合规指引：为金融机构、虚拟货币平台、贵金属交易商等提供反洗钱合规培训，降低刑事风险。 

 

本文仅列举核心辩护要点，具体案件需结合个案证据与新规条文综合研判。如需进一步分析涉案行为的合规边界或量刑预测，可提供案件细节获取定制化方案。 

 

注：本文法律依据均来自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惩治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犯罪典型案例》（法释〔2025〕13号）及配套典型案例。